关于昭通作家群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文学评论家李骞

讨论任何一位昭通作家的作品，都不能回避昭通作家群这个群体的存在。

关于昭通作家群，最简明扼要的说法，就是指昭通籍的写作者，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至今还生活在昭通的作家；二是已经离开昭通来到昆明后继续写作的作家。云南文学界的一些批评家对这个概念提出一些质疑，认为昭通作家群队伍的组成结构不够科学合理，原因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作家已经到了昆明十多年，有的甚至二十余年，由于这一部分人已经把自己的写作理念融入昆明的都市文化中，这一部分人理应属于昆明的写作群体。

对于这种观点我不想作更多的说明，我只能说这些善意的批评者不太了解这个群体的写作现状和这个群体的作品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而是简单地以户口论出身，把一个有着共同的人文血脉精神的写作团队，简单地和某一个地理概念划等号。

昭通作家群首先应该是昭通人，而且必须在昭通生活过，但这不是唯一的条件，关键的是看他怎么写和写什么，看他作品表达出来的思想是否与这块厚土有本质的文化联系。有人还认为昭通作家群的产生是苦难和贫寒的结果，这个论断的不正确在于结论本身违背了文学的一般规律。因为贫困可能会磨练一个人的意志，可能使这个人成就事业，而且文学史上也确实有一些穷愁潦倒的人成为作家，但这是一种个体现象，而不是必然规律。

说到昭通作家群的产生，我个人认为是来自于人文地理价值的提升和道德观念的升华。这个群体的创作方法尽管不一样，他们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目标并不相同，但是，磅礴浩大的乌蒙山脉和滔滔不绝的金沙水拍肯定是这个群体共同面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昭通作家群的产生是人文环境的因素起着决定作用，是古朱提文化思想精髓的又一次延伸。这个团体的作家从不同的出发点开始写作，为了相同的文化理想结合成一个团队，创作思维活动的各种形式共同构筑了一个地域的同质文化。

创作个体的写作方式是不同的，但是他们之间的创作背景却是相同的。一位西方先哲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作家，童年的生活经验和生活记忆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如果这个概念成立，那么，对昭通作家群体的产生就不难理解，因为这个团体中每一个人的童年及青年时代无不是在这块古老而厚实的土地上度过的。因此我的结论是：昭通作家群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创作者首先是昭通人，他的作品要有昭通式的文化思考，他的整个创作背景要体现昭通的人文思想和自然文化景观，他的叙述是昭通式的叙述。

我把这个群体简单地划分为三个层次的作家。

第一个层次是奠基者，这批人有蒋仲文、曾令云、邹长铭、甄朝彬、朱冬才、陈孝宁、夏天敏等，他们作品的共同点是极富有昭通的文化意味。虽然蒋仲文的作品在创作手法上有一点现代主义的因素，但骨子里的东西仍然是昭通本质文化精神的体现。第二部分的作家经历了出去――归来――再出去的人生旅途。如黄玲、潘灵、雷平阳、付泽刚、胡性能、张仲全、刘广雄等。当然这部分作家中雷平阳和张仲全没有“归来”的经历，但他们的创作理念大概是一致的。这批作家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昆明的昭通籍作家”。

这些人虽然身在昆明，但是作品体现的依然是昭通的人文精神和自然景观。这些作家虽然生活在昆明很多年，但他们的创作思维、表达方式并没有融入都市的文化内涵，而是固守着自己原来的领地。比如黄玲、潘灵、胡性能、张仲全等人的中篇小说。雷平阳的那些从乌蒙山川、金沙水系中汲取艺术营养的诗歌就更不用说了。这批人中，刘广雄是一个例外，这是一位从昭通走出的军旅作家，他的中篇小说《星光木棉》和《父亲的疆土》虽然是军事题材，但作品的深层叙述仍然具有昭通式的文化本色。第三个层次的作家是至今还留在昭通本土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一代作家，如樊忠慰、陈衍强、成忠义、夏吟、杨昭、吕翼、刘平勇、沈阳、尹马等。这批人的作品所透露出的文化信息更是昭通式的，其描写的对象大都是以昭通的地理环境为契入点。通常所说的昭通作家群，还包括搞文学研究、评论的宋家宏以及我本人等。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综上所述，昭通作家群不仅是昭通籍的问题，关键是这个群体的创作对象、创作思维、创作理念，都是建立在昭通的自然山脉和文化背景之上。

众所周知，昭通作家群之所以在上世纪末至今的几年间，引起云南文坛乃至中国文坛的关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群体以中篇小说和诗歌取胜。具我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末到现在，昭通作家群在全国各大名刊上发表的中篇小说达70余篇；被各种报刊文摘转载的有近40篇，最近一期国内的权威刊物《新华文摘》又全文转载了刘广雄的中篇小说《父亲的疆土》。而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又获得全国中篇小说最高奖“鲁迅文学奖”。此外还有部分作品被拍成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在诗歌创作上，雷平阳、樊忠慰、陈衍强等人频繁获奖。继去年获得全国最佳华文诗人奖后，雷平阳今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大型组诗又获得《人民文学》年度最佳诗歌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