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昭阳实际    破解“三农”瓶颈

张绍雄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一贯的战略思想，‘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好‘三农’问题，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2005年12月29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强调指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事关全局，只有真正地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才能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由此可见，解决“三农”问题迫在眉睫且意义重大而深远。

近年来，笔者跑遍了昭阳区的各个农村乡镇，对农业农村工作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并广泛学习了国内外关于如何破解“三农”瓶颈问题的有关理论，和省、市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进一步理清了昭阳区农业农村工作思路，现结合工作实际，就解决“三农”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认识和体会，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研究“三农”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

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农”问题。在中国，作为社会主体的农民及作为客体的农业、农村问题由来已久。三农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几千年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是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改革在先，农业成就辉煌，农民是功臣。国家非常重视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但是，“三农”问题依旧存在，而且情况更加复杂。面对封建社会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新中国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以及我们在改革发展中碰到的“三农”问题，我们看到大批专家学者、仁人志士发表了数不清的经典之论，提出了数不清的治农和励农之举，虽有众多分歧，但也不乏共鸣和共识。我们看到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正推动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城乡分离向城乡融合转变，农民向市民转变，农业面貌在发生本质变化，农民命运在发生根本性改变，使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方向和途径。

目前，中国社会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很大。从城乡看，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民，人口大头在农村，小头在城市；而经济问题大头在城市， 小头在农村。二是社会治理不公，农民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经济上的市场主体地位、社会生活中的国民待遇多有缺失。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村民自治、进城务工等新生事物，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较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农村基本摆脱了贫困。但是，二元经济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又面临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化的双重挑战，改革中创造的新生事物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与时俱进，树立新的战略眼光，拿出新的战略举措，这就要求我们按照中央提出的坚持科学发展观、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继续推进新一轮改革，完善各项政策，确立平等对待农民的法律制度，理顺农民与其他阶层之间的权利不平等，解决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协调，解决农业与其他产业多元结构之间的效益不平衡。

“三农”虽然不可分割，但却不能把三个问题混为一谈。首先，农民问题主要是国民待遇问题。现行政策对农民实行双重标准，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歧视。第二，农村问题实质是制度问题。城市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科技资源，聚集了大量的人才和财富；农村处于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弱势、文化上落后，其功用就是为城市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第三，农业是一个特殊产业。既受土地和经营规模的限制，又存在着不可抵御的自然风险，同时还面临着国家投入不足、产前产后在外，农业生产者无驾驭市场的条件和能力等问题。如果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农业，农业不仅受市场的影响，而且还受农业结构和资本投入的制约。可以说，现在的农业正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综上所述，“三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农民是核心，农村是外壳，农业是根本。“三农”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

农民是“三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农民是农业的主体，是农村的主人。从根本上讲，农业、农村的问题都是农民问题。因此，从农民问题着手，是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关键和根本。

解决农民问题，要研究农民的历史，尤其是要研究现实社会变革、转型时期对农民的影响和促进。根据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断，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然而，历史的教训和农村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民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不了解农民，不尊重农民，不能正确对待农民。

解决农民问题，首先要唤醒社会理解农民，自觉尊重农民，重视和发挥农民主人翁作用。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借重民力，发展经济，多采取重农和重税的两面政策，就是只重民力，而不重民利。中国革命受益于农民，但建国后又愧对于农民。国家决策向城市工业倾斜，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下，人为地扩大了三大差别。一是长期存在的国民待遇问题，带给农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待遇不平等。国家工业化靠农业积累，吃亏的是农民；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度缩小，但是现在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家为建设工业化从农民手中拿走了数千亿元，吃亏的仍然是农民；城市化进程中，又通过低价征地，从农民手中拿走了数万亿元，吃亏的始终还是农民。农民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在社会保障、医疗保健、住房福利等各个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二是社会各阶层分化和农村内部分化加剧，形成一系列更大的差距和失衡。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经济研究报告》一书中，把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农民是中国最大的阶层，同时也是越来越弱势的阶层，排行第九位。农民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收入和经济地位上，而且还表现在受教育的程度上，表现在对各种社会资源拥有的份额上。农民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差距，如果任其发展，阶层冲突将不可能避免，社会断裂将难以愈合，对稳定和发展都将带来巨大的破坏性。从农村内部看，分化也不断加大，市场经济作用，使一部分人首先进入了非农产业，进而融入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中有成功者成了富翁，有失败者倾家荡产。这种因择业不同，工作技能不同，而出现的职业分化属正常现象，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表现。当然这种分化还会加剧，贫富差距还会以更快的的速度扩大。对这种分化要加强引导，完善调节分配机制，否则，由于阶层之间差距与农民的内部分化差距叠加在一起，农村的社会矛盾就显得格外复杂。三是农民人口众多，带来就业和贫困等一系列巨大压力。据《中国第五次人口统计报告》资料显示，现在我国有近9亿农民。农村人口持续增长，土地资源、水资源越来越紧，生产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成为严重影响国家发展的特大难题。

农民问题是社会的问题，也是农民自身的问题。问题表现在农民身上，但关键还在于政府的政策和社会体制上。因此，农民要获新生，体制必须创新。要彻底转变解决农民问题的指导思想，创新有利于农民利益的各项经济、社会体制，才符合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质。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主义事业新局面出发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三农”问题如不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就难以推进。目前，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农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统筹城乡发展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质是要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因此，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便是持久和谐发展的有力保证。目前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社会仍将存在两种社会体系。一个是由城市居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另一个是由农民构成的农村社会。而判断处于哪种结构的依据在于持有户口的类别。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由身份壁垒、不平等交换、粮食供应、住宅等形成的不平等现象。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在政策上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化路径，但是农民在城市并不存在与城市居民等同的机会，他们的就业、除了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外，还要受到社会资本的限制，迫使他们形成同乡关系、亲缘关系，在城市中求生存，求发展。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影响着各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不论从现实看，还是从理论上看，要消除社会的不和谐，解决好“三农”问题，关键还是要从制度入手，按照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注重实效，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使新农村建设给农民带来实惠，受到农民拥护，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基础。

二、昭阳区“三农”问题的现状及特点

昭阳区位于云、贵、川三省结合部，全区辖25个乡，镇办事处，152个村民委员会，有国土面积2167平方公里，有汉、回、彝、苗等15个民族，总人口76.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5万人，占总人口的84.7%，耕地面积6万公顷，人均占有耕地为1.16亩，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贫困区。“十五”期间，被列为全国73个贫困（县）区，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的标准测算，全区还有贫困人口17.9万人。其中:人均纯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5.3万人,人均纯收入在625―865元之间的低收入人口有12.6万人，另外有2.6万人基本丧失了生存条件，尚有20.6万人和9.2万头大牲畜未解决饮水难的问题,贫困状况十分突出。

2005年，全区国民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区属生产总值达23.1亿元；农业总产值达到11.03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27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499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5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达到5.1亿元，其中有3.6亿元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予以补助。纵向比,近年来昭阳区经济社会有了长足进展，而横向比则与发达地区有着很大的差距。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经济总量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二是农民增收渠道狭窄，解决“三农”问题任重道远；三是财政结构单一，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四是受多种因素制约，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五是人口众多，生态环境脆弱和就业压力大，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和繁重。

1.“十五”期间昭阳区农民基本经济状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昭阳区农村经济状况，一是农业总产值不高，农民总收入低，增收缓慢；二是人口过快增长，每年以6000人的速度递增，使人均耕地逐年减少，生态环境压力大；三是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低，市场购买力弱；自给消费大多用于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脆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基本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二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特别是经济无法与千变万化的市场对接，农产品难以转化为商品；三是坝区、二半山区和高寒冷凉地区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四是农民自身素质不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低，仅局限于基本的良种推广，先进实用技术难以转化为生产力。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主观因素――国家对“三农”的政策因素，又有客观因素――投入不足、自然条件恶劣等原因所致。

2.农民增收困难是昭阳区“三农”问题的核心

当前，昭阳区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但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问题。许多农民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还有5.3万人，人均收入在625-865元之间的低收入人口还有12.6万人,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对滞后。随着生产资料和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变化,在65万农业人口中,还将有近三分之一的农业人口处于生活的困境中,生活如此困难,发展生产和抗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可想而知。以2004年为例，当年全区农民人均总收入为2020元,扣除家庭经营费用，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和税费等项支出66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52元，1352元必须维持全年的生活，每天的平均生活开支只有3.7元，一日三餐每餐只能消费1.23元(还包括购置其它生活用品)，其艰难程度不难想象。我们不妨再对其收入来源加以分析，在人均2020元总收入中，其中：（1）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人均346元，占总收入的17.13%；뼈2）家ậ经营收ᅥ（主要❥源于种植业、养殖业）人均1570元，占总收入的77.72%；（3）转移性收入（各种政策补助）人均105元，占总收入的5.15%。综合起来看，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主要依靠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建筑业和劳务输出，而这些产业大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含量低，产业不成规模，产业链不长，产值（收入）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所以每年的增收幅度就显得尤为艰难。

3.昭阳区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分析

中央农村工作会强调,必须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全面推进农村的发展。然而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影响，在生产要素方面，长期以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农艺就业没门，使农民丧失了劳动对象；财政资金的投入也是忽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面对昭阳区广阔的农村，广大的农民目前仍然存在的诸多困难：一是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没有建立，“一免三补”的政策虽处于全面实施阶段，但为农民解决具体困难的举措仍显得乏力；二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业生产效率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农产品的提价空间已经很小，稀释了国家的支农政策；三是农民负担问题仍然是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尽管2005年已经全面免征农业税，使农民人均减负38.13元，但减负空间与物价上涨因素相比，几乎两抵，负担依然存在；四是城市建设、工业发展用地与农民争地现象突出，廉价征用农民土地，而发展的成果则与农民无缘，失地农民不断增大，形成了“三无”农民，即：种粮无地、就业无路、低保无门，并不断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形成新的社会热点；五是对农业的投入仍然严重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现有的农田水利设施大多是大跃进时期修建的，年久失修，病险程度高，难以发挥应有的抗旱防汛作用。目前，全区有效灌溉面积仅为14820公顷，占耕地面积的22.13%，还有77.8%的耕地只能靠天吃饭；六是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与实际需要差距较大，由于地方财政属于吃饭型财政，2004年，全区支农资金共计4374万元，仅占地方财政支出的8.6%，难以解决根本性问题；七是农村市场的培育发展滞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不健全，与市场难以有效对接；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以上8个方面的原因，形成了昭阳区农民增收困难的障碍。

中国农村改革已经25年了，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到推动农业市场化、产业化，促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等等，一系列改革使13亿人口大国告别了绝对贫困，基本解决了温饱。然而，计划经济年代城乡发展的旧战略和城乡失衡的旧体制仍在阻碍现代化建设进程。当前，农业问题主要是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农村问题最重要的是创新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发展农村经济和发展社会事业；农民问题，最突出的是增加收入和就业。所有这些问题，都跟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无关系。因此，这些问题不可能封闭在农村解决，必须要和城市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筹的格局，才能找到一个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新途径。

由于昭阳区拥有65万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5%，目前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和地区差距日趋扩大。总体表现为农业效益太低，农村发展太慢，农民收入太少。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四个鲜明的反差：一是不断扩大规模，正走向信息化的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与小规模分散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形成鲜明反差；二是日新月异的城镇建设、重大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农村面貌依旧形成鲜明的反差；三是收入持续增长的城镇居民与低收入水平徘徊的农民形成鲜明的反差；四是经济加速发展，形成东中西非均衡发展的反差。昭阳区属本西部地区和边缘城市，依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鉴于以上差距的存在，要使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就必须把“三农”问题提到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65万农民的增收问题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农业产业化不加快进程，不创新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昭阳区的经济社会就不可能整体推进，构建和谐社会将会成为一句空话。

三、破解昭阳区“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

1.政策方面的机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未来5年科学发展的首要方略，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使命，已经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200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已经全面启动，为构建解决“三农”问题全新改革体系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文件即将出台32条重大举措，破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诸多深层次问题，也将给9亿农民带来实惠。其中有8大重点：一是合力出击，财政支农力度空前。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去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加大，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将逐年提高，并逐年形成新农村建设的稳定资金来源。二是减负开源，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2006年1月1日，我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农业税被正式废止，此举被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启动的标志，也是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中央继续执行对粮食主产区的奖励政策，逐年建立对种粮农民的化肥等农资和良种的直接补贴制度，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示范群基地，促进农民增收。三是提升素质，农村义务教育酝酿突破。其核心是，首先，政府大幅度增加投入，完全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其次，改变过去的各级政府责任不明确的问题，县级政府主要承担“管理责任”而非“投入责任”；其三是建立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的长效机制。2006年至2010年，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将累计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约2182亿元。四是社会关爱，农民工再获实惠。将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和不合理限制，进一步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工伤保险、子女入学难等问题。五是增加投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速。从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较大幅度提高补助标准，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六是夯实基础，全力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特别在“多予”上下功夫，真正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重点改善水利、道路、能源等基础设施。七是健全体制、农村改革全面深化。强调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的综合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有条件的地方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改革。
八是塑造风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真正做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为主。

2.自我发展的机遇

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关心昭通的发展问题，一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东部产业正向西部转移，溪洛渡、向家坝两大电站的开工建设。二是昭阳区被列入全省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区），昭阳工业园区列入云南省重点工业园区，昭通市农业科技园区确定在昭阳区，昭阳区大投资拉动大发展的格局即将形成。三是随着内昆铁路的建成营运，昆水公路建设步伐的加快，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城市建设管理水平的提高，昭阳区区位、资源、文化旅游等潜在的巨大优势更加显现。四是经过“十五”期间的探索和实践，昭阳区加快发展的基础更加扎实，方向更为明确。五是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开放的不断扩大，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盼发展、求发展、谋发展、促发展的愿望十分强烈，信心足，干劲大，为进一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精神保障。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发展道路。

１、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中，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

２、要全面加强农村生产力建设，针对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突出主题，抓住关键环节，重点是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道路建设，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现代农村市场体系，采取综合措施，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快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３、要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挖掘农业内部潜力，广辟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取消一系列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工资保障金制度，完善劳动合同制度，逐步建立务工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４、要扩大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制度，开展普法教育，确保广大农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５、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使农村教育从功利性向素质教育回归，倡导健康文明的新风尚，培育造就新型农民。

６、要坚持以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关心农村困难群众生活，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和管理。

７、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统筹推进农村各项改革，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广大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全面增强农业和农村发展活力。

四、紧紧抓住新农村建设，着力破解“三农”瓶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战略重点，也是新阶段“三农”工作指导思想的深化、升华和发展。昭阳区要构筑农村新的发展平台，当务之急就是要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既是破解昭阳区“三农”问题瓶颈的长远之计，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治本之策。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农民迫切要求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村容村貌。坚持因地制宜、科学编制、有序推进的原则，切实抓好村镇规划和建设。按照规划先行的要求，对已有建设规划的村镇，严格按建设规划要求审批农民宅基地，不得在规划区外批建宅基地；对没有建设规划的村镇，必须按要求完成规划编制。在未完成规划编制前，暂停宅基地和建房的手续审批。同时，积极鼓励农民拆旧建新，对到规划区内建新房的农户，可以先拆除老宅基地上的旧房，其宅基地由集体统一收回或流转。积极引导和帮助农民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切实改善农村环境卫生，做到辖区内无成片暴露垃圾、污泥和路障，努力改变农村“脏、乱、差”现象。坚持“先易后难、逐步实施”的原则，量力而行，立足实际，加大对现有基础进行房屋和设施改造，防止大拆大建，防止加重农民负担，扎实稳步地推进村庄治理，特别是农村改水、改厕、改路工作。注重村庄安全建设，防止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对村庄的危害，加强农村消防工作。通过对村庄的科学规划和治理，使新农村建设更具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任务，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增值增效。开辟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技能、法律知识培训和服务工作，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不断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继续实施对农业和农民的各项免补政策，实现农民减负增收。大力实施整村推进、以工代赈、产业扶贫、小额信贷、科教扶贫、社会捐赠等综合扶贫，狠抓贫困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拓宽贫困农户增收渠道。

按照“稳粮、强烟、兴畜、优果、增菜、转移”的发展思路，围绕建设“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生物制药基地、载能工业基地、云贵川三省结合部商贸物流基地和滇东北区域中心”的目标，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培育壮大支柱产业，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依靠城市与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依托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多样性的比较优势，围绕畜牧、烤烟、苹果、马铃薯、蔬菜、花椒、魔芋等主导产业，积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充分运用先进实用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食品、酱菜、地毯、建材等传统产业，提高农民来自非农产业收入的比重。抓住云南省打造云药产业的机遇，大力开发天麻、半夏、杜仲等生物优势资源，积极发展中药材加工工业。

紧紧围绕中央、省、市的投资领域和方向，努力争取国家投资、积极引进外资、激活民间资本投入市政、水利、交通、电力等社会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建设，以大项目带动大发展。抓住国家和省、市加大对烟水配套基础设施投入的机遇，整合涉农资金，加强农田水利和基本烟田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继续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千方百计实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多样化，引导农民自愿出资出劳，开展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动员和引导民间资金注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加强农民最急需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针对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抓好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等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提高水利化程度，切实解决贫困地方人畜饮水困难问题，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加强农村公路建设，着力解决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涉农信息资源，强化面向农村的广播电视电信等信息服务。尽快完成农村电网改造的续建配套工程。按照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继续推进生态建设，切实搞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等清洁能源技术，巩固生态建设成果。

坚持依靠科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整个产业链的科技含量和产品开发档次，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由资源支撑型向科技支撑型转变，由小规模、粗放型向规模化、集约化转变。结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各类基层站所的作用，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力推行有偿服务、技术入股、技术承包等服务。努力把农业科技创新的着力点放在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上，以科技创新推动结构调整，加快以良种为龙头的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提高科技贡献份额。广泛开展各类专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掌握新知识、运用新技术的能力。以科技入户为依托，创建服务体系。以先进的生物病虫害防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无土栽培技术、生态立体种养技术等为后盾，建立精耕细作、低耗、集约化经营的高新技术农业。充分发挥技术创新推广机制上的主导作用，搞好优良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优化农产品结构，不断扩大优良品种的覆盖率。

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农村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最为迫切的要求和关键所在。因此，要坚持依托产业发展加大对农民进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面向市场为农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科技致富能力、市场竞争能力、自主发展能力、和谐创业能力，提高农民务农技能，促进科学种田。大力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积极开展“三下乡”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扎实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培养文明守法、移风易俗、积极健康的新型农民。积极引导群众更新观念，调动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参与新农村建设成为广大农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逐步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的保障水平。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切实改善农村基本医疗条件，着力解决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认真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各项“奖优免补”政策，加强计划生育服务设施建设，有效遏制人口过快增长势头，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农村文化生活的载体和手段。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农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继续稳定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经营体制的基础上，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激活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推进土地规模经营、集约化经营的进程。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特别是要抓好农村税费改革中的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及相关配套改革，坚决杜绝农村乱收费现象，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巩固和发展农村信用社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切实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规范民间借贷。进一步完善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拓宽就业安置渠道。

以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积极引导广大农村党员学习贯彻党章，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阵地建设，继续抓好农村党员干部政策理论、法律法规和实用技术培训力度，增强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本领和能力。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村民自治机制，不断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切实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进一步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引导农民自主开展农村公益性设施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妥善处理农村各种社会矛盾，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击“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建设平安乡村，创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为主线，应用了“要素理论”、“级差地租理论”、黄宗羲定律”等原理，通过立论，充分挖掘平时工作中掌握的素材、数据，分4个大问题，18个小问题分别对“三农问题”加以论述，跳出“三农”论“三农”，重点在农民问题突破，在体现公平、增加收入问题上突破，体现新时期的重农主义，给农民平等的权利，给农村优先的地位，给农业更多的反哺，在思想上、政策上、措施上切实向农民倾斜，探讨“三农”问题走出困境的思路和办法，力争在“十一五”期间，通过各方努力，使昭阳区区属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6%，到“十一五”末，区属生产总值达4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5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达到2500元以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95%以上，真正使农民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促进昭阳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资料来源：

1.《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出版。

2.胡锦涛《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求是》杂志2006年第1期总第422期）。

3.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2005年1月1日《求是》杂志第1期总398期）。

4.温家宝《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扎扎实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5.《中共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6.曾业松主编《新农论》，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

7.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制度变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9.《新华文摘》2005年第21期。

10.《求是》杂志  2004第21期。

11.王云坤《“三农”问题断想》（《人民日报》2005年5月30日第九版）。

12.《对中国农民收入问题的现状分析和政策建议》（2005年9月21日《长城在线》）。

13.景兰杰《新农村应有新形象》（2005年11月30日《思想纵横》）。

14.中共中央农业部党组理论中心学习组《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12月9日人民网）

15.《昭阳区2000――2005年统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