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结在报刊上的恩情

上个世纪，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时间，昭通地区的群众分别卷进当时的两个“造反派”群众组织里面。

昭通城外主要是“八一派”，城内主要是“八五派”（还包括人数较少的“红旗派”）。“八一派”是当时的实力派，包括大部份农村群众。“八五派”主要是一些厂矿、学校、机关的工人、学生、教师、职工。两派的观点不合，矛盾激化后，有时就会发生武斗。有一两年，“八一派”的头头发动农民群众把在城里的“八五派”围了个严严实实。一时昭通城上空乌云密布、枪声不断，老百姓生活在恐怖之中。“八一派”力图从当时的西街底原马车站处向城中心打开一条通道，冲进城来，把困守在城里的“八五派”打垮。当时很多工人、机关里的属于“八五派”的人员就被迫集中到当时的外贸大楼、新华书店大楼、地区三中、拖拉机修理厂驻守、防范，阻止“八一派”的人攻打进城来。为了鼓舞士气，为了联络，当时“红旗派”的一个下属学生组织“红联司”的头头就安排我与章皆淳、郭钦中、李靖生三位当时在昭通教育界颇有名气的语文教师在拖拉机修理厂简陋的车间里办一份“红联司”的小报，取名为《红号角》，自己写稿件、自己刻印、自己张贴、自己分发。

章皆淳老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博古通今，随时会发表一些时评，写下一篇篇短小精美的杂文；李靖生老师谈笑风生，毛笔字写得非常好，刊名和一些重要文章的题目就是出自他手；郭钦中老师善长言论，写得一手好文章，我们时常把他写的议论文请他稍加修改就作为社论刊登在头版头条。我当时还只是个稚嫩的初三毕业生，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就老老实实地用蜡纸钢版刻写三位老师的文章，认认真真地把报纸油印出来，再张贴、分发开去。在当时那毫无书本可读，老师教不成书，学生读不成书的年代，我能与当时昭通教育界三位年青，具有真才实学而又谦虚谨慎的语文老师生活在一起，实乃人生一大幸事，不仅躲过了武斗，避免了不该有的伤亡，躲过了是非的干扰，而且还向他们学到了一些珍贵的语文知识。我有时写下的作为插缺补白之用的一些小散文、诗歌得到了他们的认真批改，从字句的选择到谋篇布局，他们都耐心地指教我。与他们近距离相处，生活了几个月，我知道了杂文、时评是什么样的体裁；知道了议论文应该怎样把道理讲清楚；知道了毛笔字、钢笔字怎样写才漂亮；知道了报纸应怎样编排；知道了一个语文教师应有哪些文化涵养……老师们的言谈举止、学问如滋润我心灵的甘霖，在我幼小的心田播种下文化、写作的种子，对我后来人生的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记得当时，每一期凝聚着三位老师的心血，凝聚着我的汗水和油墨清香的《红号角》小报编印出来时我们是多么兴奋和高兴啊！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三位老师不仅是我的老师、前辈，还是我的恩人。他们不仅传授给我文化知识，在生活中还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

当时昭通城四周枪炮不断，街上时常传来人被打死的噩耗，城里人们的生活已过到了饥寒交迫的地步，城里被围得水泄不通，断水断电，蔬菜和粮食运不进来，人们只能分到一些喂牲口用的饲料来充饥。吃得最多的是用来喂马的马料苞谷了。没有电，苞谷碾不成苞谷面，做不成饭，就只有撒一些盐，拌着圆颗颗苞谷籽煮来吃，而且数量十分有限，一人一天只能分到一小碗又干又瘪的劣苞谷。三个老师见我刚进入青年，正在长身体，都把自己碗中的那一份苞谷籽一勺勺地舀给我吃，让我吃饱，使我一次次地感受到了父母般的温暖。在他们的关心和教育下，我在昭通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动荡、最艰难的时光，使我在后来“上山下乡”艰难的生活中以及返城后参加高考和在党校30多年的教书生涯中知道了该怎么做、怎么活，受益不少。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如今我也成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了。在人生的晚年，我时常会回忆起年轻时所做过的事，回忆起印象深刻的人，在我眼前时常会浮现40多年前与我一起共度艰难时光，给我关爱，传授给我知识的老师们亲切的身影。

（陈剑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