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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中国汉洗之乡

来源:昭阳信息网  更新时间:2007-01-17 15:50  作者:陈孝宁  责任编辑:

 


    在朱提堂狼洗中,确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当数“建初元年朱提堂狼造”铜洗,铸造于公元76年,为东汉章帝时物。最晚的为双鹭花纹的“建宁四年堂狼造”洗,为公元171年东汉灵帝时物。朱提堂狼铜洗绝大部分产生于这近百年的时间内,中经东汉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九朝。在54件有年代铭文可考的铜洗中,顺帝时28件,位居第一,依次为章帝时8件,安帝时7件,和帝时6件,桓帝时2件,灵帝时2件,殇帝时1件,冲帝、质帝在位时极短,为空白。这么多的铜洗在近百年时间之内,产生在朱提、堂狼这个地方,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昭通是中国的汉洗之乡。
     昭通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汉洗之乡,这是因为:
     一、西汉时的昭通是连接中原和滇池文化的脐带,是巴蜀文化、夜郎文化、滇文化交汇激荡之区,也是西汉王朝在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地区。古老而灿烂的中原文化正是随着五尺道的开凿和郡县的设置逐步向云南腹地渗透的。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今四川宜宾设犍为郡,下辖十二县,其中朱提县为今昭通,堂狼县为今巧家、东川、会泽。从西汉武帝设郡到东汉建初元年铜洗的产生,已历二百一十余年。大量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同时也带来了青铜铸造的方法。再加之紧临巴蜀,为五尺道的必经之地,得地利之便,因此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云南之冠。汉族移民中的部分豪强,成为后来的“南中大姓”,朱提孟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从立于东汉桓帝永寿三年的《孟孝琚碑》和出土的“孟琴三连子母印”,即可见其汉文化程度之高。因此,在滇池地区,“滇”人创造的青铜文化衰落之后,朱提汉族移民创造的青铜文化继而崛起,这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汉洗,便是汉文化在这一地区长期传播薰陶所结出的奇葩。
    二、古代的昭通有丰富的银、铜矿产资源。如《汉书・地理志》:“朱提,山出银”,《后汉书・郡国志》:“朱提,山出银、铜”。《汉书・食货志》:“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值千”,由于纯度高,质量好,朱提银名重海内,“朱提”在古代典籍中也就成了白银的代称。《华阳国志・南中志》:“堂狼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南齐书・刘悛传》曾记载,在今昭通境内“平地握土深二尺得铜”,并发现了炼铜炉和掘铜坑,可见这一地区铜矿的蕴藏量之丰富。清代改土归流后,今昭通各县均开办有铜厂就是明证,著名的如鲁甸罗马铜矿,年产铜四十万斤,其余如永善梅子沱铜厂,镇雄长发坡铜厂,巧家大水沟铜厂,大关老山铜厂,彝良核拉木铜厂等,更不要说铜都东川的汤丹厂、碌碌厂,史载“乾嘉间,铜厂大旺,有树之家悉伐,以供炉碳,民间爨薪,几乎同桂。”朱提区域内这种丰富的铜矿蕴藏,为朱提堂狼青铜洗的生产提供了原料上的保障。
      三、东汉和帝时“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和帝以十岁之龄继位,
      其母窦太后临朝掌权,为了取得豪强地主的支持,在相当程度上放松了对民间手工作坊铜器冶铸的控制,因此在顺帝时朱提堂狼所造铜洗在数量上达到了顶峰,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章帝之前,朱提堂狼青铜器很少发现的原因。
      朱提堂狼青铜器有着鲜明的特点。一般均为圆形,广唇,腹有弦纹二至五道,有有耳者,有无耳者。口径小者仅数寸,大者达一尺余。底部有的记年代产地,有的作吉祥语,有的在产地上加吉祥语。如“长乐”、“富贵昌宜侯王”、“大吉羊宜侯王”、“堂狼造作吉羊”等。有的还加有“工”、“牢”等炫耀的字样,意思是精工、牢固。字旁多作双鱼纹,也无字仅铸单鱼、虫鱼者。鱼多作侧面游动状,有脊鳍、腹鳍,口或张或闭,或有须无须,用笔简练,线条流畅,栩栩如生,极富装饰之美。青铜器中的鱼纹,商、周时尚不多见,西汉时方开始风行,且多出现在作为盛水器的盘中。另外鱼作为一种繁殖力最强的生物,显示了古朱提人对婚配生殖的重视,体现了一种生命意识。汉洗上的铭文,以小篆为基础进行变化,但已经不是纯正的小篆了。它更多是服从于装饰的需要而进行“随体诘屈”的创作。一般说来体势方整,笔画劲健,颇似缪篆。它打破了一般汉字常见的比例关系,充分运用变形、夸张、避让、缩放等手法,大胆而巧妙地分割空间,在有限的天地中创造出无穷之意味。铭文的两侧又饰以直纹,和洗圆形的边框形成有趣的对比,取得了以方破圆,以直破曲,方圆互济的装饰效果,可谓匠心独运,巧妙入神。铭文常置于全洗最显眼的中心部位,说明制造者不仅仅只是把它作为记事来考虑,他还把它作为整个物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种不可或缺的装饰来加以对待。它既有实用的价值(注明制造的时间、地点、工艺),又有审美的价值(置于中心的装饰)。那种“净化的线条”和“有意味的形式”,反映了古朱提人厚重、诙谐、幽默的审美观,体现了他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朱提堂狼汉洗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当时曾销往全国各地,它缺乏先秦中原青铜器那种繁复的纹饰,也不像云南江川、晋宁青铜器那样极工巧之能事,它是大众的、日常的、成批生产的。因而其风格和特点极“朴”,朴得像昭通的山川、昭通的民风。以汉洗为代表的朱提青铜文化是云南地方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它是以滇池为中心的滇池青铜文化衰落之后,崛起于滇东北高原的又一个历史文化高峰。昭通,作为中国的汉洗之乡,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陈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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